“哇塞”是啥意思？

“哇塞”是闽南语，“哇”是“我”，“塞”是“操”，联起来就是“……”。

快乐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理解这个费解、难解甚至无解的问题？

我是名哲学教师，所以请允许我从哲学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古代哲学家们，特别是
著名的亚里士多德而言，追求哲学生活，甚至是美好生活意味着追求快乐。 美好生活也就
是“理性生活”，也就是远离俗世的冥想。今天，似乎鲜少有人喜欢这种理论了。手机铃
声、汽车喇叭、每日通勤的痛苦以及班加罗尔糟糕的交通…… 种种俗务，没完没了；分散
着我们的精力，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是现代通信器材哔哔嘟嘟的怪叫和广义注意力缺乏症
，分解了我们的现代生活。

但是，冥想即快乐的理论就真的这么可笑么？这里面还是大有乾坤的吧。我想起了以下这
段精彩的话，语出卢梭最后一本著作，也是他的第三本自传（加上这本，他和奥巴马比就
是三比二了）《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假如有这样一种状态，灵魂可以在此找到一个既不必记住过去或考虑未来又让其安稳的
固本益生的栖身之所；假如有这样一种状态，时间变得毫无用处；假如有这样一种状态，
永远都是“现在”且无人发觉，时间的流逝毫无征兆。只有存在感充满了我们的生活，我
们感觉不到失去、享受、快乐、痛苦、欲望和恐惧。只要这种状态存在，我们就可以说自
己是快乐的，并且，这种快乐是完满的、完美的、灵魂得以充实的快乐，而不是如现实生
活中的可怜的、残破的相对快乐。“

卢梭的描述很符合我对快乐的 想法。在书中，他描述了在家乡瑞士纽沙特其附近的比尔湖
泛舟时的飘浮之感。他还尤为喜爱游览圣皮埃尔市。在那里，每逢天朗气清之时，他就会
一边兴致勃勃地 进行探险般的散步一边沉浸在他生前最后的爱好植物学中。那时，他将所
经之处的荒岛划分成区，在那里，他一手拿着林奈的书，一边兴奋地辨认各种植物。

在去荒岛的途中，他会撤了浆任由小舟随波逐流。而自己常卧于舟中，陷入深深地遐想。
我们要怎么形容这种遐想呢？一个人半睡半醒着，漫无目的的思考，毫无理性缜密可言。

人们无法量化或测得快乐。无论是老科学还是新科学都无法研究出它。实验调查的数据得
不出快乐。人们也无法将快乐和行为疗法和抗抑郁药结合起来对症下药。即使快乐真的存
在于某种事物中，我认为这应当是一种存在感，一种因时间感而产生的瞬间的自我满足。

看看卢梭所写的吧：于晴日，卧于泛舟之中，仰望浮云或闭目遐思。人感觉不到过去的羁
绊和未来的牵扯。时间化为空物，或对当下的感知。在这样的感知中，人只留遗憾而不见
慌张。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其最耐人寻味的《逻辑哲学论》中所说“活在当下者得永生”。又
如惠特曼在《草地》一诗中写道：“快乐不在别处，就在此处……不在他时却在此时。”

卢梭问这样的快乐来源于何处？他自答道对我们而言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没有什么不属于
我们自身的存在。不管周遭如何狂热，我们都可以获得这种存在感。他接着得出了奇异的
结论“只要这种状态存在，我们就会象神一样自我满足。”

啊，像上帝一样。有人肯定会问：谁像？我吗？我们吗？像神一样？我们敢么？但仔细想
想吧：如果你快乐，那你可以想象神肯定更快乐，所以要快乐就是要像神一样。你可以认
为这话很混乱荒谬，是异端邪说。像神一样，就是要没有时间或身在时间之中而不必考虑
它，就是要远离灵魂的种种热情和麻烦，就是要在自我和事物面前体会到什么是冷静。

为什么快乐和 水的存在和运动也有关呢？这就是卢梭的体会罢了。而且我得说，如果我回
顾一下那些像卢梭写的极乐般的遐想，那快乐十有八九和盐水而非淡水有关。于我而言，
快乐和宁静的湖面（我喜欢把湖看作无咖啡因的海）关系不大。我的快乐来自于滚滚的海
浪发出的低沉声；坐在海边感受时间消失在潮汐间，消失在无尽的潮水袭来 的摆动中，无
论风云如何变幻。当此刻，人可以沉浸在深深的遐想中；沉浸在清醒的无运动状态中，这
种状态被涛声轻拥着，被潮汐轻晃着。

快乐都是孤独的么？当然不是。但是一个人可以孤独的快乐并且这可能是和他人一同快乐
的关键所在。华兹华斯于其姊同行时就如同浮云独行。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还可以从感受
爱时、在与恋人亲密时、在感觉世界与自己紧密相连而时间因流逝而消散时找到存在感。
这时卢梭的浮舟就变成了恋人的床，人因其陷入恋人间亲密的自私而和世界分道扬镳。

……就到这里吧。光阴荏苒，遐思终了，存在之感烟消云散。手机响了，电子邮箱叫了，
人又被拉回进种种红尘俗务和我们如影随形的焦虑不安中来了。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87235/47710

作者Simon Critchley在guardian和 new york times上的专栏链接：

http://www.guardian.co.uk/profile/simon-critchley

http://happydays.blogs.nytimes.com/author/simon-critch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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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BBS上面两个回帖更赞，两位师兄的回复：

“最后一段让我想起了一次在某本时尚杂志上看到的：用情欲来对抗现代性……
我怎么都觉得两者是一码事”

“问题就在于，现在连情欲的需求和发泄都是被制造出来和被诱导化的，我觉得真悲哀”

案：孙周兴者，TJ人文学院院长，Heiddeger专家，XXX的死敌。他的语言和他的头发一样极有意思——浓重的绍兴话、到处找碴的品性，还有我最喜欢听他看到人就称呼“同志”，实在好玩（文章里就有）。

这篇自传性质的文章也颇有意思，转自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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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在世纪末的仓皇
　　早在1993年的夏天，应萌萌女士之约，我就在电脑里立下一个文件，开始写眼下这
篇《世纪末独白》的文章，却一直交不了帐。恍恍惚惚中竟已经过去了近四年时间。这
其间，萌萌有好几次远远地打电话来催稿子，直让我心里发急发慌。被讨债的感觉当然
不好。这次又来电话，我于是实在无以搪塞了。朋友们的这个设想无疑是有意思的，逼
近世纪末的时候，大家的确应该找些话说，说说这个世纪，说说我们。

　　对于这个世纪以及世纪大事，我这里没有什么惊人的感受。当下想得起来的，也无
非是战争、核弹、革命、主义、杀人、冷战，或者是技术进步了，“后现代”了，“后
工业”了，等等；再就是，新近有人“克隆”出几头羊和猴什么的，据说马上要临到人
类了，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体，不说也罢。而对于我自己呢，因为一向
只是自我放任着，所以仿佛也少有话可说。但坐在这里琢磨寻思：这个任意经过了而立
之年，立不立且不管，却却有必要正儿八经说说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今天又怎么活
的，以后也许还将怎样，等等之类呢？

　　话得从头说起。我生在仓皇时代里。我母亲甚至记不得我的出生月份了（这一点我
根本不奇怪，也不能怪她老人家）。直到今天，我填写的履历表的“出生年月”一栏上
，有时候写1963年9月，有时候写1963年10月，全看我自己高兴或者不高兴了。这固然不
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在我自己，总有一种想象上的不确定感。比如，我因此从来没
有度过一个认真严格的生日。人总在不断找寻确定性。做哲学更是为谋求确信，寻找原
点。而我连自己的生日都把握不了，如何可能心安？

　　有一些50年代诞生的同志，现在常喜欢说我们60年代出生的同志要比他们幸运，没
有他们受的苦难和沧桑。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我说也应该看看我们的苦处。在我看，60
年代人的身心多半也是先天不足的，也是“短缺的一代”。如我自己，就属于中国农民
好歹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刚刚恢复一些体力后集中发挥生殖力而大量生产出来的一批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样的产品都实在是难得优质的。再说了，50年代的同志们下乡
或者做红卫兵、当造反派的时候，我们60年代的也未必就过着多么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回忆是要手持和确立什么，却是不容易的。萨特写《词语》书，记录自己幼时和少
时的经验，特别是他幼年的语言经验，弄得娓娓动人。我读时总为他捏着一把汗。也许
萨特真是天才吧。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于自己的同年生活似乎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印象
，差不多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记忆中确认的童年往事，好象就只有两件：一是山村夜间
狂吠的狗（那年头狗也累着）；二是没有充分的食物（当时所谓“口粮”）

　　我之所以还能确立上述两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父母虽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却绝对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种忠诚在现在差不多是一种愚忠另外。直到今天，你如
果在我父母面前说一点红太阳毛主席的不是，他们准还跟你发急。在那个年头，中共党
员或是“运动”的分子，或是“被运动”的分子，总之是活动分子。因为“革命”的缘
故，我父母常常夜间外出开会，加上其他派系的农民也有其他一些勾当，就弄得村里的
狗们十分惊慌。一个小小山村，几十条饿狗，一有动静，往往是吠声大作，此起彼伏。
而幼时的我在夜间一听狗叫恐惧，就做噩梦，见恶鬼。

　　至于饥饿，众所周之是那个伟大的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和普遍现象。口粮的不足和
营养的不良的明显后果是我身体上的发育迟缓，不明显而深度的后果则是我心灵方面同
样也没有常态的发育。这一点惟有自知了，常恨恨不已的。

　　村里的小学只有一间平房，一个老师，五个年级，用绍兴土话教学，如语文课的第
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就一定被念得变了音（由于这个缘故，我至尽还不会汉语拼音）
。这个且不去说它了。因为出身成分好（当时也叫“根子红”，或者叫“根正苗红”）
，小学毕业我自然上了公社初中。初中教师多半是“民办”的，也就是本地一些初中毕
业或者未及毕业的农民。整个学校活象一个大游乐场，以致于念完两年初中，我还不知
道“水”的化学分子式怎么个写法。那一年，国家刚刚恢复了考试制度。考高中时，我
除了语文课考德若干分外，其他各科都吃了零蛋。但大概因为大家都吃了零蛋，所以我
也当然可以上高中了。

　　这时候人们开始一窝蜂地考大学。我被编排到附近另一个公社的中学念高中。校舍
在山上，占着一座颓败的庙，名叫瞬王庙 = 2 \* GB3 ②。庙里的物件在文革中遭到严
重破坏，香火已经短了多年。师生们吃住都在庙里面。地方阴森，生活艰苦。正当发育
年龄的同学们，三餐吃着霉干菜，一个个都面黄肌瘦，情状凄惨。但大家学习劲头大得
无比，都发了狠心，都不想当农民了。高考时，两个毕业班估计有一百二十余人，几乎
全去投考，浩浩荡荡地集中到另一个公社中学的考场里，结果只上了两个。现在回想一
下，这些农家子弟并非低能，且惊人地刻苦用功。惟因为出身和环境的先天限制，多半
失去了“农民进城”的机会。举个简单的例子：上大学之前，我只读到过两本杂志，还
是因为语文成绩尚可，语文老师“开小灶”，私下里借给我两本《解放军文艺》。我至
今还清楚得记得这位可敬的老师打开锁着的抽屉，从里面摸出杂志时露出的那种神秘兮
兮的表情，以及我躲起来读杂志时的那种兴奋劲儿。

　　我应该是自愿填报浙江大学的地质学专业的。这个专业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和末流
。当时入学的大部分学生都不是自报的志愿。但若问我为什么自愿报了这个专业？我简
直就答不上来。不过我敢保证，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地质学到底是做什么的，似乎也根本
没想知道它是做什么的。这是也许只有一个想法：我要上大学，我要上大学。这样想着
，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就无关紧要了。

　　我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进了杭州城。我在中学里没有学过外语，连26个英语字母都念
不周全，高考时在可以打勾的地方胡乱打勾，竟也懵对了15分——我的运气据说在中偏
上（好在当年外语只计30%的分数）。到了大学里，我仍旧十分真诚地想：好端端一个中
国人，学什么鸟外语呢？我被安排在英语低级班里，从ABC开始学。有一次英语老师让我
念一段课文，我咕噜一一阵，好象在讲绍兴话，没有人听懂，只赢得了满堂的哄笑；以
后这位老师再也没让我读过课文，倒也让我清闲着。对于地质学专业，我进校不久就失
去了兴味，于是常常逃课，自己躲起来看看小说诗歌之类，竟也写了一些酸溜溜的诗。

　　这里顺便插一段。 我从自己的经历里得出一点：我们的大学制度是必须彻底改革的
，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教师开什么课，教授什么，学生
选什么专业，学习什么，都必须是完全自由开放的。若没有这两种自由，大学就不可能
实现自己的本质，而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就意味着劳民伤财。想当年我们一个班共27位
学生，现在仍在从事专业工作的只有二三人！这是什么样的培养效果？！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度完了大学生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泰山脚下的一个矿业学院
教书，教的是“普通地质学”和“大地构造”两课。以我在大学里的学业情况，这时自
然免不了误人子弟了。其时生活沉闷，心灵开始发育，就对哲学生出了一点兴趣。到这
个时候我才认识到了外语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发狠地自学德语。

　　工作第三年（1987年），我报考了母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这
回之所以又报了浙大，原因却也简单，只是因为当时在刘再复先生的《性格组合论》一
书前言中，读到他节录的“远方的浙江大学的副教授刘锡光先生”的一封信，而后者在
当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列出了“人类本体学”这样一个玄玄怪怪、莫名其妙的方
向，着实吸引了我。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锡光先生确是一位怪异的、可敬的学者。盛年早逝的刘锡光先生
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有一大堆手稿），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难得稳定，而总在变动过程
中。另一个原因是，刘锡光先生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一不小心做了右派，之后近三十
年时间里一直在田里乡间劳动改造（他居然也在我老家的一个采石场上被改造了几年！
），不可能读书写作，结果是当他有机会写作时，他已经不能用清楚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的思想了——虽然他经常有一些新鲜的有意义的思想，而且也能够把这些思想口头传达
出来。这是一位特别悲剧性的学者。他的悲剧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我在这里把深
深的哀思寄托给他。

　　又两年后，1989年，我又同时报考了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现代西方哲学”专业
的博士研究生。那年头没人愿意读书了，结果两校都发给我一份录取通知书。众所周知
那时一个动荡的夏季，形势由不得我从容选择，我就以通知书的先后顺序决定去了南京
大学。但没想到一年后，导师夏基松先生调动工作到杭州大学哲学系，我也只好跟着他
又一次回到了杭州。

　　接下来是毕业、留校。至1996年调动工作，我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母校浙江大
学（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进浙大了，看来此生与浙大有难解之缘）。生活的轨道越来越固
定。职业的感觉越来越显明。我就这样演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而且弄不好就要
成为什么什么“专家”了。

　　这个人何以到了这个地步，我自己简直弄不明白，似乎也不好从历史上推理。这个
人的历史乏善可陈，其实只需要半张“简历表”就足以说明。而且，上面这样写下来，
时间这东西就让我感觉十分空虚可怕——我每次填写简历时都会产生这种空虚感。在可
以排列出来的日期和经历后面，发生过无数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才是我真实生命的流逝
过程，却像梦一般虚幻不定。对于自己的空洞的过去，今天的我又能确定多少，又能坚
持什么呢？

　　本源规定着未来。我今天在大学里活动，讲的是经过自己努力改造，但终于没有改
造好的土著语言；甚至我的德语也好像很有“个人特色”。人说学术和艺术是贵族事业
。这个固然可信可不信。但至少有一点：学术是需要积累的，并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
想创造就可以创造了的。想想自己的情况，我至今都“积累”了些什么呢？论所谓“中
学”，先秦诸子都没有正而八经读完；论“西学”，半生不熟地弄了点海德格尔而已。
什么都需要补课，外文要补，中文得补，甚至连感觉能力也得补。

　　记得1997年金秋的一天，我与来自海南的张志扬、陈家琪两位先生坐在西湖边喝茶
聊天。当中不知有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最后快感？快感当然是多方面的
。这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应该排除肉欲方面的快感。大约每个人都需要想想这
样一个问题。人生在世，恐怕都有这个快感问题。当时是家琪兄先答题，他说他在演讲
（讲课）时最有快感。一般人可能不信这个答案，但曾经亲临其境、听过他讲课的人都
会相信这是真话。在我的印象中，家琪兄在讲台上是目中无人，忘乎所以的。我理解他
这种完全的投入就是一种快感了。志扬兄的回答比较复杂，我没有能够记住，只好省去
。我自己的答案如下：我在电脑面前翻弄自己的文字，而且特别是自己做的译文时，最
有快感，因为这时候我有一种平安的感觉。

　　这个想法可能并不高妙，却是真实的。好些年来，我以一种固执的心态从事着海德
格尔著作的翻译工作。常有朋友奉劝我可以停下来了，应该多思考一些问题，多写些“
自己的东西”了，但我却一仍其旧，继续辛苦而快乐地做着这个译事。这不是毫无原因
的，基本原因大概就在这个“快感”问题上了。我想，对个人来说，平常玩弄什么也是
应该讲究的事情。能自由地玩弄自己钟爱的文字，当然是不错的。我做翻译，并且选择
了海德格尔这位思想家的文字来做，就有这么一个十分具体的理由。此外大约就与天赋
、个性之类的有关了。

　　迄今为止，我仍对城市生活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我一如既往地以进城农民的眼
光窥视着城市。我讨厌上街。即使囊中并不羞涩时，我也恐怕进市场；一入市场我就心
里发怵，不知所从。我老婆开始时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采取各种手段把我往闹市商场
里拉；若干年后，她终于放弃了。

　　我使用电脑已经有好多个年头了，在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我应该属于最早
用电脑写字的人群中的一员。但直到今天，我仍对这个可爱又可恶的存在物极不信任。
这到并非仅仅因为我曾在电脑上面无端地丢失过若干个文件，而是因为，电脑这个机械
以及电脑磁盘里的文字从来没有让我产生出某中可靠、可握的坚实感觉。我曾在一个场
合里说：电脑和网络正在使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丧失掉“质感”，而譬如一本书，一本
可以触摸的书，给人的感觉是多么稳靠，多么实质，多么沉甸甸！

　　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我哪里还离得了电脑呢？这是不是也算得上一种“存在的荒诞
”？

　　一些年来，身为时代闲人，我内心一直滋长着一种被抽离的悬空感觉。这种感觉与
我的年龄极不相称。我时常惶然不安，甚至时常担心我居住的房屋就要崩塌下来。恰好
我现在的书房，大概因为书太多太重的缘故，在寂静无声时常发出莫名的轻微声音，好
象正在分裂开来。这种声音着实有点怪异。我有时觉得这种声音来自屋顶，有时又觉得
它来自四壁，或者地板，或者别处。总之这种声音与我的惶然不安一样，好象是完全无
来由的。但它却有某种吸引力，夜深人静之际，我常会沉湎于对它的谛听。许多时候，
我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上面方方正正的文字，耳朵却在期待那无定律的声音的出
现。这时候我就一次次想念卡夫卡笔下的那只地洞动物。我就这样听着看着想着，消磨
了生命中的一些时光。
　　我走上哲学的道路，原是想为自己寻找一种生活的信念和凭靠。而时至今日，我也
许得承认自己的失败。实际上，我越是费尽心计想摆脱自己这种不安不定的状态。就越
是深陷于其中，就越是觉得自己在根子里空空如也。这种失败当然也是言语的失败——
也许更是言语的失败。无可规定便无确信。我无以标榜自己，也不能诉诸时代。我曾作
出努力，试着用各种方式来界定自己这种状态，但从来都没有令自己满意过。也许那是
一种语言不能穿透的状态？
　　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依然心生疑窦：我是否能真实地道出自己？我将
何以为继？
　　对于一个人来说，三十几岁差不多已经是半生半世了。回过神来想想，能活着终归
不错。活着就是希望。而活着就要行动。也许只有行动才给人以坚实感觉。荷尔德林有
诗云：
　　“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的地方。”
　　这是诗人的大智大慧。也可见行动是命定的。
　　生不逢时、死得其时的哲学家尼采说：“当一个哲学家是很舒服的，因为谁也不要
求哲学家什么。”这话多体贴。要是当哲学家真有这么舒适该有多舒适呢！然而，这个
凶狠尖锐的尼采很快又撕下了脸皮：“今天的哲学家表现了这个时代的所有罪恶，特别
是它的仓皇。他们冒冒失失地写，毫不害羞地教，虽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教的是
什么。”
　　我于是在写和教的时候，经常诚惶诚恐。
　　赶紧打住了罢。

　　注：

　　①本文原题为＜三十年自述＞，载萌萌编：＜世纪末独白＞．上海１９９８年，收
入本书时重新立题，并作了补充和修改．（附：＂本书＂是指＜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
，孙周兴著，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②这是绍兴南部山区的一座名庙，现在已经得到修复，听说香火日益旺盛了。

迫于导师下月去台大，这个月要把作业交出来（人莫大的悲哀在于想做的事情做不了，不想做的事情又偏偏找上门），又鉴于我是在学校里不置电脑的稀有动物，咬咬牙终于没有闭关成功。

于是终于又在电脑前荒废了整一天，继续流连于10+x年前的某港剧。拍得太好了，情绪上终于都快走不出来了。

终于明白了荒废原来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不需要或多或少的忏悔与愧疚，特别是当荒废终于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外加终于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人生匆匆几十年，图滴个撒呦~~~

下个礼拜终于不可避免地要闭关了，不知道啥时候写《荒废III》。（OMG!如果要我信仰你，起码保证KJV后天前一定要到吧？！）

突然冒出来一个奇怪的问题：Margaret Mitchell在写结局的时候，到底倾向于Scarlett和Rhett成了没有？我知道后来的续集终于是个大团圆。

貌似最近这个炒得比较热，不仅上报纸，还上电视。先不说这是我们院的师兄师姐搞出来的，光那个新郎的名字貌似就是mouzyo的室友啊。据说老孙（副院长）给发了评论（怎么这都管？），具体仪式还请教了一些教授，经查居然是偶导师，不然就是老曾，还是他们给介绍的那家婚庆。

记得之前写过一篇关于现在的婚礼形式研究的博文，后来其实又想到过一些有颇有意思的话题，只是懒得写。然后今天看钱大教授在电视里面大侃，发觉和我想得到也差不多，不过一个地方他还是走偏了。不过这个问题随着时代变迁又不是那么简单，很多观念绝非现代青年能够接受——比如，我估计这里看的已经没人知道“关雎”一篇的真正意义。

这一票估计也就是院里面玩玩，出了院大门外人都没有这个心性。或者只是想尝尝鲜而已，反而更加鄙俗。不过我也不觉得这种仪式有什么好，瞧个热闹还是不错的。

不扯那么多，如果谁结婚想要尝这口，我可以帮忙打听一下那家婚庆。

关于婚礼究竟该采用何种仪式为好，我看还是该咋咋的为好。

转个链接，可以瞅瞅：http://sandbird.ycool.com/post.3270319.html

哎，整整在电脑前荒废了一天，就重温了一部十余年前的港剧，还是觉得好。

荒废啊荒废……

人哪，春去秋来，斗转星移，匆匆碌碌一生，图滴个啥~~~

明儿个还是回学校去闭关吧，清心寡欲点儿好。

既然鲜有人回应，那就我自己来说吧。

对话录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可以避免长篇论文式的干枯生涩，在一种场景中的随意点拨。查诸典籍，追溯本源，古代大贤心性教化多用此法。以下的说法就来自于一场网络对话中我的言论，将学术在生活中展现。言辞上有所修补。

“我不知道那么多女性喜欢读张爱玲读到了什么？”

“我以前很诟病这个女作家，觉得她只是XXXX的人物。很多人喜欢张爱玲总说她小时候喜欢梳ace头的事情，我看了觉得恶心。”

“但是，我现在真正读了她，我立即明白了她作品的价值。我相信我现在对于文艺作品的眼光。”（阅读的过程就是诠释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诠释。）

“张爱玲的作品，表达的是女性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文化无根状态。”

“就说第一炉香，我还只看了一半，我就能够说她的意图。”

“薇龙是一个传统的女孩子，因为她的教育和她的父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产物，她去投靠姑妈前是抱定着拿着传统价值的主意的。”

“但是，当她打开了姑妈留给她的衣橱，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三个月里面，这种西洋价值的所谓人性打开的价值把她传统的价值完全打破了，而且她毕竟是上海长大的，读的是洋书，不可能如中国传统烈女般把持着传统价值。”（我记得看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最后的结局那个大流氓把那个寡妇的小女孩带回上海在船上的镜头，那个小女孩渴慕着要和小金宝一样成为穿漂亮衣服的人，这一段心理过程简直和这里薇龙一样，心中的魔盒打开了。）

“但是，当她真正回归本心的时候，她发现她收到的只是姑妈的利用，成了她的诱饵，这个时候她就会怀疑西方的价值。那么回过头来，传统的东西也丢了，西洋的东西也怀疑，她还剩下什么？她利用乔琪的那个混血儿妹妹的话表达了这种尴尬状态。文化上的无根状态。”（最直白的描写，无过于对于梁太太的描写，年轻时不顾名节嫁人做小，专候人死。人死年老，再用大把的钱去找年轻时寻找失落的东西，已经不行。梁太太无疑是传统文化最直接的冲破者，但是她的最后的无所依靠的状态也最明显。）

“她没有一种文化上的依凭。”

（关于后来薇龙和乔琪的结合，我粗粗扫了，觉得梁太太的话似乎给迷失中的薇龙找到了一条路——如同有人说的洪七公对因该不该杀人而陷入迷茫的郭靖大吼老乞丐杀了290多口人，没有一个是错杀的一样——一条死路。）

“所以，张爱玲的小说对于现实的中国人有着特别的意义。”（这几十年来，这种状态是蔓延开来了，非但没有减轻，而且愈加浓重。）

“现实的中国人，不仅是香港人，都特别是这样的状态。文化上抛弃了孔孟，新文化运动（不是五四）把孔孟彻底糟蹋了，但是，又不能完完全全接受西方那套，怎么办？文化上的无根状态，他们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物质基础上。其实，这种状态特别痛苦。”

“死活不是人啊。”

“这样的人特别心虚，他们不敢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只能像鸵鸟一样躲在金钱营造的沙堆面，正所谓的醉生梦死。”（当然，也有人甚至会问，为什么要追问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不问，不一样活得好好的吗？或者，给自己的存在找一个依据才是真正不需要理由的。）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活得有价值，就要问问这个人死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古代西方人死的时候，对牧师忏悔，相信自己这辈子没有做坏事，牧师告诉他们将去那个世界，到上帝那里能够得到解脱，他们是安详的。现在我才特别明白保尔·柯察金那段关于临死的话的意思，小时候特幼稚，觉得那是意识形态的工具。现在觉得那时候我真愚蠢。”（无疑，保尔是无比深刻的，这种深刻可能远远超越了一群庸人把它选作课文的原本用意。）

（那么作为传统中国人和现代西方人呢？他们以什么作为临终安慰？现代西方人一部分可能保留着宗教传统——对彼岸的渴慕，另一部分你不能说他们临死时不挣扎，他们活着本来就很挣扎，所以要毒品、酗酒和乱性，就像我前两天开玩笑和一个“文艺青年”说的那样，“你那无处宣泄的力必多”。传统中国人呢？我想，“孔颜乐处”（去看看我前面写的《“吾与点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案：想起这段文字是因为大江健三郎很推崇。还有，这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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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然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Petofi Sandor(1823-49)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什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抛弃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Peto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茫茫的东方了。他说：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六一节又要到了，耳边荡漾着一首我顶喜欢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荡漾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红领巾迎着太阳
阳光洒在海面上
水中鱼儿望着我们俏俏的听我们愉快的歌唱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昨晚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来尽情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一直不知道为啥喜欢这首歌，今天忽然开悟。整个一首歌词除了一处浅白的隐喻和一处露骨的表白外，其他一切竟是如此的完美，而其曲调更与这种意境切合地天衣无缝。儿童的“游戏”，至乐。

之所以今日开悟，是因为近日时时思至“孔颜乐处”。论语有云：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完全没有穷索极欲的挣扎和郁结，也便化去了所有的戾气。连小程这样的人物，也是达不到的。

某日，予与一友拟同赴“王子”讲座听讲。饭余，尚早，游至光华楼下，遂登级而升，随意席阶而坐。背倚罗马柱之丛林森然，面朝纸鸢跃于草长之烂漫。余笑与友曰：先哲亚氏与门徒逍遥论道，其情其景大约亦同于今日。暮风（端的是吹面不寒杨柳风）拂来，不觉怡心怡神。阔然高声，斥人之异于禽兽几希，又慨谈文教之妙。终明夫子“吾与点也”之旨境。

遂发觉端午的好处和意思，便在那暮春时节。暮春之暮，迎风而座，拨一曲江南丝竹之婉转，捧一汪碧波清流之婀娜。这大概便是传统文化一个至乐的去处，恣意纵情于天地，放浪形骸于自然，国人的世俗精神于此处显白无疑，又于这世俗中绝然超拔，合于天地自然。此间之乐，乐莫大焉。

光光同学绝对是整人的高人，在wwy和阿票的婚礼上，都搞出两杯“千年迷魂汤”来，里面不知道放了多少无毒无害的恶心东西。我帮阿票当伴郎，搪了半杯，全恶心到我身上了。

现在终于轮到他了，岂能放过？

但也不能乱恶心，要恶心出风格来。

新娘子是SLG毕业的，当年桃花节他们没少留下他们的身影。于是第一杯就以“桃花片片红”为主题，原拟在雪碧里面放两块粉色的方肉，然后点上两滴红酒，点出片片红的感觉，结果阿票说放方肉太恶心了。于是计划当场点两滴红酒，调个纯的出来，起名“人面桃花相映红”。

据新郎在某次寝室夜话上说，他们两个是在苏堤上面走着走着就这么好上的。于是第二杯遂以“翠堤春晓”为主题，在雪碧里面泡了一条烤子鱼、一只虾，比作西湖水，杯子上面插两枝芦笋比作杨柳枝，提名曰：“春风又绿江南岸”。

后面本来还准备整点密歇根的雪什么的，结果后续素材不够，也没整出来。

结果，新郎来了个绝的，胃疼，就这么逃了，这下真得太有“创意”了，连个报复的机会都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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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学同学聚聚还真是有意思，“铁三角”还能亲密无间地碰碰杯，虽然现在的生活都绝不相同，大学时代的那份感觉还是那么亲切啊。

我不得不承认，学数学的就是聪明，尤其是您这样我见过的很罕有的太聪明的那种人。其实，你第一个回复的时候，就点到了一个核心问题——时间。我回复你的第二天的课上，老师正巧就又把这个问题又重新分析了一遍。但我以为，现在的哲学教育大多归于文科一路，缺乏数学教育和数学思想，所以我们那位人生的一半耗在复旦里的老师绕来绕去总打不中要害，终不如学过“数学一”的我自己想得更清楚。回到莱布尼茨，后来的人总要把莱布尼茨分看作数学家和哲学家，很少想过这两者统一的可能。莱布尼茨为什么要研究离散和连续的问题，微积分的思想从哪里来，又指向何处？而从义理上看，我恰恰以为，关于连续和离散，包括微积分恰恰是有很强的哲学指向性的，尤其针对时间的问题。其实自然科学诸大牛最后无非思想哲学问题，所以外国的大小学科博士都要叫Permanent Head Damage了。

补充插一句，这个行当里面混得好的还真不少，主要混在美利坚，吃香喝辣，德国现在都不行，所以“君子固穷”这种话还真不好说。普林斯顿曾经有三巨头会首的年代，有众所周知的爱因斯坦，有数学界颇闻名的哥德尔，还有专业圈外彻底没人知道的克里普克。全美养着2万个哲学教师，因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就是法律的预备队，连术语系统都一样，稍微背背条文就转成法律从业者了，在法律文化盛行的美利坚很有市场。法律说到底无非是要和人讲道理，道理讲到根子上全都是哲学。哲学系看法律系，很多时候都浮在上面。不过美国人搞得不正宗，德国人看不起，但德国人这次熬不过去，貌似又砍了很多。

转回来。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这行当到底有没有用？很多老教授都赌气说：没用！然后酸酸地说我们是“无用之大用”。这问题让我说很好回答，当然有用，天地下最最有用的学科。不过这个有用没有的问题就像前面所讨论的时间。当你做一件让你痛苦的事情的时候，你想的不是当下的痛苦而是做这件事情的成功给你带来的喜悦，那么哲学忍受当下的所谓无用就是为了未来的大大的有用——只不过更考验人的耐性，时间更长而已，或者很多人活着的时候都看不到自己有用的那天。哲学家如果真的就是自己觉得好玩而自己玩玩，还不如个乞丐。

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哲学是啥？哲学管啥？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我看来只有一样东西：人的幸福。第一流的哲学家无不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别以为他们真地很空，整天谈些无聊的问题。举个例子，过年时和一帮朋友聊天，有人说起去年8月8号登记的已经离了三分之一，我说这事儿就得归哲学管。很多人看到这儿又要说我妇女之友了。不！（男同胞来我一样接待，只不过男同胞更善于“遮蔽”而已。）这个事情心理学根本上管不了，它除了教你一些自欺欺人的办法外，不能给你一个根本的说法。所以说，还得哲学管。

怎么说？在西方传统里，上帝被推倒了，神被推倒了，我们无所希冀，所以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当下。干坏事无所惩戒，干好事无所报答，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我们所作的还有什么意义？当这一切都没有了，一切行为就没有了价值的牵引，道德底线不断地被冲破，没有最坏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我们只有当下，甚至连当下都没有，我们又何所戒惧？所以，这个年头很多东西从深层理念上面来看都是一致的，性解放、消费主义，都是这种情况的表现。我们只要当下，管他将来如何？物欲的极致便是性。只要当下的快感，不要虚幻的幸福。放在婚姻关系里面，就是“不要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所以，8月8号离了三分之一也不足为奇了，对于他们来说，婚姻不是生命的指归，只是作为游戏的概念对当下的愉悦。

所以说，现代人根本上不可能得到幸福，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幸福，（在东方，反而是有可能的。）怎么办？只有靠未来的大哲们再把幸福找回来了。

惊闻张教授被~!#$%^&*()_+，不禁慨叹这一行真不是人干的，一不小心还有人身安全问题。

张教授永远是议论的焦点，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永远热闹非凡，那个气场啊。

发觉数典上面居然还有一个关于张教授的讨论帖，尽是一群外人在管中窥豹似地议论这个神奇的人物。

贴一个，算是对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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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研究生热似乎是近些年的一个时髦。现在有许多人读研究生是出于生计或其他非学问的考虑；我的讲演不是对这些人，而是对那些为了追求学问而读研究生的人讲的。人为什么要追求学问？那就要先问：什么是学问？我认为学问不仅仅是知识，它还包括思想、价值和见识，一句话，它包括人类精神文明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古人云：学之为言，觉也；觉其所未知也。追究学问也是这样。追究学问不仅仅是追求纯粹的知识，也是在追求人生的觉悟，所以古人才会将学问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学问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追求学问就是试图掌握这份宝贵的遗产。学问之宝贵，不仅仅像古董那样在于古老和珍稀，而在于能给世世代代的人提供不竭的智慧。
    
    一、读书重在“明理”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研究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读研来追求学问？刚才我讲的“学问”概念似乎已经做了回答；其实还很不够。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问，首先不是因为要找个饭碗或谋生，因为事实上没学问的人可以在谋生上非常成功，谋生不一定需要学问。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问，是因为他有惑，有种种的惑。也就是孔子讲的“困而学之”的那个“困”。人是一个充满困惑又不甘困惑的动物，他总是试图要摆脱困惑。古诗云：“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为何人明明知道人生不满百，却偏要长怀千岁忧？“千岁忧”，“忧”什么？显然不仅仅是一己的生死祸福，而是超越自身利害关系的人类之忧。不但忧自己的人生意义，也忧家国天下的兴衰，忧人类文明的前途。文明将如何传承？如何发展？发展的方向何在？这些都是读书人要忧的。以前读书人之所以被人尊重和尊敬，就是因为他们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他能忧，他关心自己和子孙万代的前途。
    
    今天，一定会有许多同学说，我没有那么多“宏大的”想法，我只想多读点书，多掌握些知识。这样的想法当然不错，但却不免糊涂的成分。读书也好，掌握知识也好，不是全然中性的事。我们总是以一定的态度来读书和求学问的。为读书而读书，为知识而知识，听上去似乎很纯洁，很高尚，其实难免糊涂。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不知道一些非常需要的基本区别，这就是读什么书？求什么知识？你如果是在无目的地读书和求知识，那结果一定不太妙。最起码你在求学路上不会太坚定，一有别的诱惑就会掉头它去。
    
    古人总是把读书与明理联系在一起。明什么“理”？明真理。读书若只是为读书，而不是为求真理，那么读书未见得是一件好事。我这里说的真理，不是与善和美相区分的真理。我始终认为，真善美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的。区分真、善、美是现代性思维的产物，未必有道理，因时间关系，我们在此暂且不论。古人读书欲明之“理”，乃这样意义上的真理。而现代人却往往将这样的真理与所谓知识分开，这样，知识常常成了人类作恶的工具。奥姆真理教的一些骨干分子就是一个例子。而今天流行的那些为读书而读书、为求学问而求学问的想法，是与没有这样的真理概念密切相关的。由于没有这样的真理概念，我们的同学求学可能缺乏真正的动力和热情，不能忘我地投入。在古人看来，求学就是求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求学求道乃生命之事，非关稻粱之谋。
    
    无论是我们的古人还是西洋古人，都认为个人是小宇宙，这个小宇宙与那个大宇宙归根结底是一体的，人这个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之间对应一致。宇宙和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精心设计的等级秩序，它与人体各部分的有机结合相对应，是人类在宇宙中的投影。虽然从物理学的时间意义上来说，每个人的一生在无垠的宇宙时间中只不过沧海一粟，但人类文明却正是由无数这样在物理时间意义上微不足道的有限生命来薪火相传的。如果你在这样的薪火相传中也接了一棒，也跑了几步，那么，你也就可以与天地参。当我们接触到所谓学问，即人类文明的成果时，等于是前人将那个接力棒交到了你手里，你可以接棒继续跑下去，也可以扔了这棒或乱跑一气。不想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贡献的人，等于是扔了文明的接力棒。而歪曲和糟蹋人类文明的人，则是接了棒乱跑一气。
    
    也许有人会说，我只是为了自己解惑而读书求学问，没有能力也没有野心要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你想要用人类文明的成果来为自己解惑时，这已经超出你自身了，你已经将自己置身于人类文明的语境中，你的取舍选择代表了你对文明的态度。事实上，文明的命运正是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轴心时代的世界文明和现在消费时代文明的巨大反差，不正由于人们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吗？只要我们生活在人类文明中，就无法摆脱对它的责任。并非只有文化巨人才对文明有贡献，每个普通人对文明的理解和态度都影响着文明的未来。我始终认为，人类文明是由巨人和普通人共同造成的。所以当我们选择以学术为志业时，我们就为文明的未来承担了责任。
    
    熊十力先生当年在复性书院的开讲词中说，现今学校教育，唯重知识技能，不重器识的培养，但知能所以善其用者，在于人之器识。他对器识的解释是：能受而不匮之谓器，知本而不蔽之谓识。我的理解是，一个有器识的人就是一个能尽量接受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不蔽于自己的私欲俗见者。
    
    当然，今天许多人读研，并不是为了将来从事学术工作，而是为了给将来从事实际工作做准备。这也无可厚非。在任何时代，从事学术工作的总是少数人。但这不等于说，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可以不文明和不知人文为何物。正相反，因为实际工作会直接影响社会，所以准备将来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更应该利用读研的宝贵时间，努力掌握人类文明的精髓。中国人往往把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叫“草包”。“草包”就是肚子里没货的人。没“货”者，不懂人类文明、没有必要的知识之谓也。不能以将来要从事实际工作而只学一些技能和实用性知识，而拒绝了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追求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一个只懂技术而不知文化修养为何物的人，是可怕的。这样的人主持实际工作往往是以物为本，而不能以人为本，因为他不知人文为何物。做实际工作的人要对人文（人类文明）有基本的了解，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人文意义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高瞻远瞩，有想象力，能对自己的工作有创造性的把握和开展。而要做到这些，不认真读书是不成的。
    
    立志从事学术工作就更不用说了。本科教育基本是通才教育，研究生才是通向学术工作的第一步。在这个阶段，主要还是进德修业，为未来的学术事业打基础。进德，不用多说，主要是敦品励行，求真服善，养成人文素养。修业，则是指求学问道。首先要对与自己所学专业有关的一切有广泛了解，当然最好不要囿于自己的专业，对人文科学的一切领域最好都有所涉猎，这不仅是扩大所谓的知识面，而且是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所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实际生活和思想其实是不分专业的；而现在所谓的专业，直接或间接都与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有关，硬生生地划分专业，虽然也有它的道理，但终究是无法让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刻的认识。各专业的大家，大都博洽多闻，很少是只通专业的专家，就是这个道理。那些在各自领域开风气的大师，就更不用说了。研究生当然离大家和大师尚远，但知识基础必须开阔。就像挖地一样，要想挖得深，口子要开得大。拿哲学来说，只有文史哲的书一起读，才能对哲学有真正的理解。除了哲学，其他人文知识几无所知的人，肯定成不了哲学家。打基础当然也包括基本技能的掌握：外语、古文、工具书的使用，等等。研究生阶段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其中包括培养不可动摇的学术兴趣。
    
    二、问题是通向真理的门径
    
    我觉得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是养成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这种能力，所以学术思想少有突破性的发展。近代以来，肯下死功夫的人不难找到，但真正有批判意识的人却不多。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从众心理，随大流，表现在学术上就是因袭。学术怎么做，做什么，持何观点，都看当下的流行；很少一意孤行、独辟蹊径之人。结果是学术充满了流行的陈词滥调和代代相承的老生常谈，却少有真正的思想。伪问题、伪概念充斥，却不太有人提出真正的问题。研究生对自己研究方向的选定大多受流行影响，受时髦说法和做法的影响，很少独立寻找值得做的选题去做。但学术工作最忌的就是从众和随大流，学术工作的突破总是建立在反流行之道而行之的基础上的，哥白尼和康德就是这方面的显例。
    
    但是，批判思维不等于摆出一副横扫一切、推翻一切的架势，否则就是拾人牙慧，或老调新唱。没有思想和学术底蕴的批判根本就不是批判，而只是不讲理的简单的挑战姿态而已。近代以来，这种不是出于思想与学术、而是出于其他考虑的“激进”批判，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我们生活中多的是这类东西，其等而下之者，便只是谩骂。批判的思维决不是如此；批判思维不是骂人，而是讲理。是要通过讲理来辨别流行说法和观点的错误，提出真正新的思想与观点。中国和中国学术太需要一大批能讲理和会讲理的人，否则，我们就会一直沉陷在流行太久的错误想法中无法自拔。至于如何养成批判性思维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无法教的。但有一点可以提出以供考虑，就是要敢于怀疑，越是流行的东西越要怀疑，人类才会前进。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两句话从表面上看自然不错，但仔细想想就不尽然。大胆假设没有问题，但必须与怀疑一切严格区别开来；如何求证就更是个问题。什么算是证成，什么是否证，很多时候不像尝尝梨子的滋味那么简单，这实际上总是求证者在求证之前先加以规定了的，因而本身也是可以怀疑的。当然，我们人类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前提和预设，但要学会不断怀疑和批判自己思想的前提和预设。有一点必须注意：批判性思维的精髓在自我批判，不能彻底实行自我批判的人，就不能很合理地批判别人。因为我们一开始总是先接受别人的观点，把这些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不批判这些接受来的观点，如何能有新的思想？
    
    批判性思维离不开思想的基础和学术的积累。以为不学就可以批判的人，根本就是妄人，不值一顾。我们要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慢慢养成批判性思维能力。总之，从事学术工作就是走上了一条永无尽头的奋斗之路。研究生阶段，借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即使是第一步，不下苦功夫也是走不好，甚至是走不出的。刚才说基础要打得宽，这决不是说不要深度。提倡批判性思维，也就有深入学习的意思。即便是研究生，也必须在深度与广度上同时用力。但要知所先后，先广后深，没有一定的广度就不会有深度。但广博决不等于泛滥无归。饭要一口一口吃。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只能先拣最重要的东西逐步掌握，要知所取舍。但要有重点，有专长，否则无法取信于师友，取信于天下。
    
    广博在实施上比较容易，多读多看多闻就行了。问题是如何专门而深入？这是个难题。我以为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带领我们走向深入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根据我和同学们的接触，有些同学问题不少，但大都是假问题，纠缠于假问题上，除了浪费时间，毫无益处。所以要学会辨别真问题和假问题，不让假问题绊住手脚。那么怎么区分真问题和假问题？真问题往往是人类长期思考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而假问题则是没有根据的问题。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出莎士比亚？中国为什么没发展出现代科学？为什么说这些问题没有根据？是因为它的提问没有根据，这就像我们问一个人，你为什么出生在上海而不是出生在北京一样。这种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相反，当我们问：用heaven来翻译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的概念是否合适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它之所以是真问题，是因为通过问这个问题，我们得具体辨析heaven和“天”细微而重要的区别，从而进一步辨别中西思想的一些基本差异和共同点，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中西文化都是有益的。
    
    辨别真假问题的关键在于知道真问题，对我们研究生同学来说，阅读经典中产生的问题一般以真问题居多，如阅读莱布尼茨得到的真理先于实在的问题。文科研究生最佳的学习途径是阅读经典，而不是阅读二手著作，更不是上网。阅读经典是一本万利的事。首先它使我们可以直接接触人类文明的原始成果，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对人类文明的精神遗产有第一手的了解。其次，它可以使我们养成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第三，它可以给我们指点为学和为人的方向。读经典必须有三到：手到、目到、心到。所谓手到，是要勤记笔记，将重要的内容，自己读时的困惑，以及感想都记下来。目到，是要仔细读，反复读，切忌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基本概念、条理、旨要都要弄清楚，否则书就是白读了。读经典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经典著作要反复读。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每年读一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直到耄耋之年。这是对的。中国古人则讲温书，温故而知新，也是指反复阅读经典，不断从中发现新的东西。仔细研读一部经典，胜过浮皮潦草读一百本书。心到，则是在阅读中勤思考，善思考，对所读的东西反复咀嚼琢磨，找出问题。这是最关键的，因为问题是通向真理的门径。
    
    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文科的学制偏短，即便硕士博士加在一起读六年，也只是略识之无而已。这还是从量上说；如从质上说，就更难了。经典著作不是那么容易消化的。所以，要学得好一点，学得像样一点，必须刻苦用功，要疯狂地投入，否则难以为功。据我所知，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研究生都非常用功，半夜两三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当然，你们中许多人也许也两三点睡觉，可人家是心无旁骛，而我们的研究生分心的事情太多。你们可以自己统计一下，每天有多少时间是用在学习上的。在你们的心目中，学习究竟排在第几位。毋庸讳言，现代中国尚缺乏真正的大师，这决不是中国人脑子不行，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精力投入得不够。李敖看了胡适的日记后说，他如果不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应酬的话，他的学术成果会大不一样。一个人如果在学生时代已经不够投入，那么就不要指望他毕业之后还会忘我地投入。学术在这一点上与体育一样，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甚至是非常人能接受的时间。
    
    三、以学术为志业是一种承诺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又是一个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时代。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以各种捷径获得所谓“成功”，而不愿意下苦功夫。人凭什么下苦功夫？人怎样才能下苦功夫？无它，立志而已。古人认为，为学先须立志，不立志无以为学。人无志，非人也。“志”字上面是个“士”，下面是个“心”；读书人要有向学之心，就要立志。要有志气，也要有志向。志气志气，关键在“气”。这个“气”不是别的，就是孟子讲的浩然之气。没有这样的浩然之气，我们就无法抵抗弥漫四处的俗气、戾气、浊气、邪气和乌烟瘴气。浩然之气不是天生的，而要养。如何养法？《孟子》一书中有所指示，但还不够，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己养气的方法。
    
    光有浩然之气还不够，还要有远大的志向。现代是个平庸的时代，要找有远大志向的人不太容易。我觉得，志向是人格挺立的关键。也许我们的同学会说，我们都是普通人，能力有限，就想做个普通人，安安稳稳过一生。这当然没有错，可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因而没有志向。一个人的能力与志向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中国人认为，人的能力是一回事，志向是另一回事。一个高远的志向可以使我们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而志向低下或毫无志向，则会使我们的能力萎缩，灵魂萎靡。所以，志向不能太低。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志存高远，然后才能将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发挥，不虚度此生。
    
    学术工作隐含卓越的要求，学术工作的内在逻辑不会允许平庸，平庸的学术根本不是学术，而只是三家村学究谋生的手段。你要从事学术工作，就必须追求一流，追求卓越。至于做到做不到，那是另一个问题。追求不追求是志气问题，做到做不到则是能力问题。志大才疏的成语是说一个人空有大志，却不踏实努力、不断提高自己；而决不是说一个人不应该有大志。
    
    我们中国人向来不只是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总是将个人的努力与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而最近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人类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关头。人类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中国也同样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她甚至更加需要，而人类又希望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能像过去一样，为现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提供新的智慧。然而，我们似乎还沉浸在能发财的喜悦中而未能自拔。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世界需要我们提供的不是越来越多追求无限物质消费的消费者，而是对人类命运有担当的创造者。
    
    当我们选择以学术作为终身志业时，我们不是选择了一种谋生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承诺，一种对先人和后代的承诺；我们不是选择了一种通向名利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种对于人类的责任。人类思想的确不首先和完全是通过学术产生和发展的，但却是通过学术而接受批判，变得精纯。当人类将欲望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若无思想加以引导和批判，人类将自我毁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无数人毁于自己过度膨胀的欲望一样。选择从事学术文化工作，在今天是选择了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的角色，似乎愚，然而高尚；没有希望，却代表希望。

回家的路上胡思乱想，一个很恶心的想法。

假设我们能活一百岁，然后折合成天数，在你的书桌上或其他地方，开始人生倒计时。

别忘了，每天去减一，改一下那个数字。

我想，用这种方法思考可能会让你的人生大不同。

如果按81岁来算，一辈子不过3万天。我们到现在为止，第一位数字始终是2，不过用不了多久，这个数字要变成1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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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最大问题在于始终戴着一副悲剧的眼镜去看待这个世界、人生、社会。

而这本身就是我自身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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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有很多想做而觉得没什么可能就不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小袁同学始终想好好学钢琴，总是说：哎，这辈子没什么指望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要当一个钢琴家。

昨晚上看了复旦钢琴大赛决赛，被彻底震撼。

我问我自己，你相信下辈子吗？

不，下辈子只是妄说，我只相信这辈子过过好。

那总说下辈子想干啥干啥有什么意思？除非你不是真的想成为一个李斯特那样的人。

从现在开始，用10-15年时间，我仍然有可能接近我的梦想，在我所只相信的这辈子里。

一年前的明天，我把准备走人的想法跟主管说了，然后又马上和副总谈了，然后就递交了报告。

再往前推一年的后天的后天的后天，去南海某小国面了一个外派的职位，回来后思索了一番，拒了。

于是，一年前，我们主管问我，是不是一年前你拒了外派时就做了今天的出走的打算？我说是的。

我没跟他实说下面的事实，这个想法可以最早可以追溯到入行刚一个月的时候，天天猫着培训的时候。这一忍还就忍了三年。

中国人的企业文化最关心的就是人事问题，记着我的这句话，然后去验证一下看看对不对：谁来了谁走了，谁升了谁调了，都是一时的话题。

于是乎，没一下子就都知道了。

别人看我的行径像是在看戏，觉得很好玩。可他们都不知道，我看他们的反应更好玩。

出走本身并不怎么好玩，这年头出走这个事情太平常了，平常到一般都没必要说。如果说工作和婚姻很能作一番比较的话，那么我国国民在这三十年以来对于离婚和离职的认可度可以说是“比翼齐飞”。

如果出走本身不好玩，那么看点在哪里？看点就在于为了哪个辣妞和老婆离婚，如果按上面的话语逻辑继续展开的话。

没想到非但不是个辣妞，还是个又老又丑还自视甚高的黄脸婆，遂大跌眼镜。

这出戏还真不错啊，有看头。

诗人卞之琳有首诗，大意是说你在看风景的时候，风景也在看你。

我把看风景的人的反应分为三种情况：

1、你终于做了你应该去做的事情，终于可以不要在那里垂死挣扎了——我听了以后很激动，真地很激动。这部分朋友抱的是同情之理解，也就是对于鄙人的这种行为的理解是建立在对鄙人的某种同情之上的。

2、直言批判鄙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等着三年后要饭吧——我很感谢这些朋友，他们是以一种真诚的直率来表达他们的不理解之同情，也就是他们的不理解是基于对于鄙人三年后可能的下场的同情的基础上的。

对于上面两种情况，我都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是不是语调冷得让人觉得有点假？不假不假。）

3、“你很高深嘛”这句话是这种反应的集中体现和代表，占反映的大多数。他们对鄙人的行为是抱着某种不解甚至鄙视的，但为了不让鄙人难堪，多少要给鄙人一点面子。就凭这一点，我也要表示感谢。

我认得的三位销售，可以作为这三种情形的代表。

销售一沙场老手，水准绝对一流，也年长我许多，听到鄙人这一茬，一本正经以过来人和年轻人谈心的态度和我聊了一通，跟我说他年轻时也好这口，读过很多尼采。末了还请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我以朋友的身份吃饭，尽管我至今也没有吃上他的。

销售二是个浆糊，也是个二愣子，或者干这行有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人，直接上来就说：你去读这个干什么？你三年后准备干啥？偏偏我和他关系很不错，和直来直去的人打交道实在不累。

销售三绝对是个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小姑娘。那天在电话里面谈好生意直接问我：“听说你要走啦？是不是你女朋友在复旦啊？”弄得我彻底无语。看看，给我找了个多好的台阶？真不知道xBM怎么会找她当销售？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走了。

我自己也绝不否认，用现实的眼光看，这一举动本身的乖异性。我也不准备用长篇的说辞让别人来明白这种举动的原因和合理性。这个世界的生命形态本来就是千奇百怪的。

我只是想说，这个地方比我想的更好，我在这里得到的比我预料的更多，我从未因此而后悔，有的只是更加兴奋。

兴许我一直是一个很懦弱的人，终于在一个关节点上面倔强地走了刚强的一步。而这一步究竟是错是对还很难说，我只能表达对这个事情现在的态度，最终的评价只能交给历史。

刚刚看到一片博文，说22岁时不明白28岁时的心态，很赞叹。22岁时，生命的形态还未展开。28岁呢？展开中的迷茫和忧伤。前两天一位老师在诉说人过40的心境，弄得我感伤无度，夜夜不成眠。

算了，说了也都是白说，不说了。智者依然炫耀着他们的智慧，愚者依然安乐于他们的安乐。只剩下庸人在那里没事儿自扰。